当务之急是探寻一条可行的现实路径，让法律解释方法不再躺在纸面上，在实践中真正扎根落地。

郭道晖：《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沈国明：《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民主与法制互为表里，民主离不开法制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人权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二)稳步发展阶段(1997-2012) 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极大地拓宽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对法治国家的研究成为法理学新的理论增长点。(36)参见宋方青：《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11)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法治体系的概念在人类法学史上是个原创。二是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线。其实，身价悬如斯，均系制度建构所致。

在康德看来，理性是人先天具有的把握绝对知识的能力，但并非没有界限，一旦逾越了自身的界限，即会陷入幽暗、困顿之中。芝加哥学派拿出来万用的法宝便是合理法则的彻底采用。理性选择为依据的制度建构其实赋予理性以不可承受之重。因此，竞争的制度保护和个体保护辩证地在一个共同的交汇点被扬弃，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浑然融为一体，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在促进私人利益，或者说，为了促进私人利益才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竞争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以整体的状态存在着的，也只能以整体的状态存在。

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包含的激励与约束。但未上升为主观意义的权利的法益等广大领域也在法的光照之内。施密特敏锐的学术触角已抵达实质正当性的领域，揭开了形式合法性的面纱，从而也使得公共政治的伦理价值得以显现。除了因为竞争法是经济法主干，最能代表经济法的特色之外，一个潜存的学术动机恰恰是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疏离，将竞争法作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避风塘。

（四）竞争法的功能：个体保护抑或制度保护？ 民法上的私权来源于私益的正当性，但反垄断法上的自由竞争制度保护的正义基础已非私益，而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视为未扭曲竞争的反射，被视为竞争对手、消费者和所有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总和，无外乎表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在正常运作的竞争正当利益。在此背景下，制度保护本身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只是作为竞争参与者利益的保护，制度保护不只是形成限制其他市场和竞争参与者的行动领域的拘束。相反，如果规范无法展现于具体处境中时，也就是失序时，规范仍然是抽象有效的，规范论者并不关心或者不必关心失序的状态如何。

竞争法理论的研究与竞争法制度的建构关系亦复如是。法学最宝贵的菁华在于独立而深刻的思想。

他卓越的辩才令其免受囹圄之灾，但其一直顽固地拒绝脱纳粹化。研究法学初期固以法教义学为出发点，学习吸收现行法规的知识，到后来必须要突破此界线，进而综观与评判整体的法律原理、原则及各部分法律之体系关联，兼及相关的科学，如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等，并参考比较不同法系、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法律思想与制度，而臻动态法学之境，如此才能如孔子所言行为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

制度就是围绕理念而构建的。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微软，美国人可能还想有更多、更大的微软，基于这种观念，丢卒保车，忍痛牺牲一个微软也在所不惜。原生性事实往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能够通过经验观察而获知的物理或心理事实。干预主义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当今颇具争议的人物，被贴上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意大利谱系中的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的革命者、具有洞察力的马克思的评论家、反犹主义者等标签，对其定位莫衷一是。竞争法所追求的是包括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多元目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竞争机制不存，何来效率？唯效率是从，则大企业可以将小企业斩尽杀绝，片甲不留，对于市场支配者而言效率至上是不适用的。

同时，效率不仅指个别个体的效率，社会整体的效率也应该纳入考量的视野之内。这足以表明，由于在竞争中能否取胜涉及该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总是希望承担最小的风险，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竞争的压力。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不能单纯地有为，也不能单纯地无为，而应在有为和无为中寻找一个平衡点。离开对实质性问题的探索，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如水中挣扎的浮萍，因没有根基而只能随波逐流。

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通过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制裁维护了市场同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反过来，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反垄断法同样保护了被制裁的权利滥用行为人的合法权利。缺乏历史敬重的斩断众流最终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妙设想，抽刀断水水更流。

竞争法致力于保护市场结构免于人为扭曲和保护消费者的中长远利益。他认为，每一种法学思维方式均有其认定何者为法的特别想法，并且排斥其他思维方式对于法的认知。勒尼德•汉德法官（Learned Hand）在1945年美国政府诉美国铝业公司案中指出，在竞争中获胜的竞争者不应该被谴责，并用事竞功成的短语来概括其理论。作者简介：张世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删去注释等，原文载于《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具有个人性的决断及其形式的权威性，正是法学思维方式中决断论的特征所在。连属于芝加哥学派阵营旗手的波斯纳都批评，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反托拉斯弊大于利的情况，就主张应大大限制反托拉斯执法甚或废除反托拉斯法的悲观主义建议是学究气的。

竞争提高效率，合作也同样提高效率。其次，如果按照零和博弈模型，就违背反垄断初衷，不会存在反垄断之说，而是鼓励垄断者在相关市场上一统天下。

以往由于违背反垄断法规而一向不被承认的事例，在将来有可能恢复竞争的条件之下全部被承认。中道既非折中，也非骑墙，更非乡愿，而是不偏不倚的中正大公，公乃中的外形，中乃公的内质，中正大公的关键在于找到立场的平衡点，如果屁股坐歪了，眼睛是一定会偏斜的。

消费者福利和效率考量并不为提供支配地位门槛背书，无论是否存在消费者短期损害之虞，《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都保护竞争过程。（一）竞争如何形成：建构理性抑或进化理性？ 哈耶克认为，存在着两种观察人类行为模式的方式：一种是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通过理性设计可以改造出完美的制度，以笛卡尔、霍布斯、卢梭、斯宾诺莎和边沁等人为代表。制度保护由个人自由保护得以实现，任何进一步的规制内容都不符合竞争不被扭曲的公众利益。以反对限制竞争、阻止竞争为目的竞争法保护作为经济活力之源的竞争自由，而不是钤束、毁灭竞争自由。

的确，法律必须清晰被富勒视为法律的八项内在道德，法律规则的粗疏是造成牛栏关猫式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他在纳粹时期达到理论高产期。

以效率为王道其实导致以力假仁的垄断霸道。实践理性具有的规范建构性功能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想象，没有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竞争制度的极力维护，比尔•盖茨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而微软公司也就不可能成为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很可能在发达之前就被某种垄断的力量扼杀在摇篮里了。基于此种超脱性，可以得出赋予规范论者以优越地位、并使其成为法律史上永恒类型的一项论证。